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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说谍】中共情报保卫系统海外情报开拓者,却因一个半夜电话亡故

早在解放战争初期,邹大鹏便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。马次青、吴诚任副部长,继而再派柳峰、侯洛等领导骨干,并集中了精干的、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,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,该部成立后,广泛物色了一批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国人,进行秘密个别培训,并抓紧利用当时大量遣侨

(接上一期)

早在解放战争初期,邹大鹏便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,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打算。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的工作建议。

1946年1月,经中央社会部同意,邹大鹏派遣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(又名大连情报局,后迁至天津,改为天津情报局),派冯铉去任部长,马次青、吴诚任副部长,继而再派柳峰、侯洛等领导骨干,并集中了精干的、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,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,该部成立后,广泛物色了一批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国人,进行秘密个别培训,并抓紧利用当时大量遣侨的机会,陆续派出。并经调查研究,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,绕过第三国,通过各种合法、非法的多种途径,打破了美蒋海上的严密封锁,开辟了多条海上和陆地交通线,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,从而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有领导、有骨干、有深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、有通信联络、很配套、很完整的情报组织。由于邹大鹏的政治远见和得力的组织领导,在东北亚方面的国外工作开展得最早,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果。周恩来在有关会议上,曾不止一次地肯定了他们走在了前面,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们看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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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海外情报系统杰出领导者,冯铉

​中共全国建政前夕,邹大鹏调到中央,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边沿地区的有利条件,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,全面推动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。

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,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便凸显了其重要作用。由各条密线,加之综合军队情报部门的战场情报,对在朝美军的番号、驻地、部署基本做到了如指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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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抗美援朝大游行

1951年,因为在日本本土,日、美对日G进行整肃,日G领袖冈野进和德田球一(病重)的人身安全处于极危险之中。中共中央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,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经秘密途径来华,加以保护。这时中央情报机关已改成了军委联络部,中央便将这一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。由于日美的严密封锁、他们又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的著名人物,使偷渡的难度非常大。但事关重大,为万无一失,经邹大鹏主持并策划,与天津联络局领导马次青、吴诚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、周密布置,克服许多困难,迂回曲折,经过秘密交通线各个环节的巧妙掩护和对接,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项特别重大的任务。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主要领导马次青、吴诚两位局长记了大功,中央军委联络部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、石志纯等9人记了大功,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、朱德、聂荣臻还分别写信祝贺、题词表扬。邹大鹏和地方领导专门召开庆功大会,给大家极大的鼓舞。该行动与该条路线后来被称之为“‘人民舰队’行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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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田球一后在中国逝世,毛泽东亲笔题词

​新中国成立后,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,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,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、配合国际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。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便高瞻远瞩、披荆斩棘,最早着手开展国外情报工作,有所突破,获得重大成绩的领导同志是邹大鹏。但他有功不居,从来不自我表白。而且不断提醒有关同志,不要吃老本,要跟上形势继续发展,争取突破制高点,攀登最高峰。

在与国民党斗争,夺取政权的峥嵘年代,邹大鹏曾被王明的“左倾”路线开除党籍。

1931年,邹大鹏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时期,王明推行的“左倾”路线,批评邹大鹏右倾,先撤职,后开除党籍。据在东北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同志证明:“邹在东北地下工作时,对立三路线和后来清算立三路线的一些做法有抵触情绪,但工作一直是积极努力的,勇敢坚决的。邹1931年清算立三路线斗争中被开除党籍,是王明‘左倾’路线执行宗派主义、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的结果,王明左倾路线的作法,早已被认定是错误的。邹与党失掉关系后仍然积极为党工作,先后参与邓铁梅和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活动,宣传党的主张,努力从事抗日斗争,做了不少革命工作。纵观他的全部工作、全部历史,应考虑恢复他的党籍,从1926年算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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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中纪委常务书记,韩光

​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也明确指出:在王明“左倾”路线时,“一切被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,应该根据情况撤消这种处分,得到昭雪,恢复党籍。”但很遗憾,由于历史原因,邹大鹏这个问题在世时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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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建国后,在“十年动乱”中,邹大鹏又被康生打成“大特务”。

1946年,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,去了山东。

1948年,中央任命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。

1949年,中央将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。

当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,且并不甘心。

中央社会部在建国初期几经变迁,最后改组为中共中央调查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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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生

​随着康生在党内地位的节节攀升,“十年动乱”期间,康又担任“中央文革小组”顾问,声势显赫,极力利用职权,重新开始插手调查部里的事务,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。

“十年动乱”初期,原调查部部长孔原先是作为“走资派”被揪出来后,其他副部长靠边站,周总理指定邹大鹏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排除的“障碍”,说他是“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”组织,所谓“高老庄”(指曾任司法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,彼时被诬陷为‘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’的领导人)的重要成员,多次策划,组织召开对邹大鹏的批斗大会,强加罪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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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情报战线杰出领导人,孔原

1967年4月28日深夜,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大鹏,一再逼问邹大鹏的历史问题,以及和所谓“反革命叛党集团”关系,长达一个多钟头,这个电话具体内容至今已是无从详考。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却是,邹大鹏夫妻双双在这个电话后自杀身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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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,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

​邹大鹏夫妇成为原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大冤案,也是并列于中共在战争时期情报系统的两个特大冤案(系列专案)之一(另一个便是解放初著名的‘潘汉年案’)。

1975年8月,动乱后期,中共中央开始决定为前十多年中被迫害的老同志逐步平反前,仍是由康生主持并批准,给邹大鹏做出了一个所谓‘保留了五条政治尾巴’的‘组织结论’。

1979年2月,在拨乱反正中,中共中央在政协大礼堂为被迫害致死的邹大鹏、吴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补开追悼会,由李先念主持,胡耀邦致悼词,宣布给他们平反昭雪,彻底恢复名誉。

斯人已去,惟万载黄河奔腾不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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